两位将军牺牲时，路月浦和王文黎都不过三四岁，这让两人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。加之，

  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，都被戴上了“反动军官家属”的帽子，两人对父亲的身份更加迷茫。

  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为了给父亲恢复“烈士”的名分，两家人开始了大量的走访、搜集证据，这一过程中，路月浦、王文黎在史料中、图片中，开始重新“认识”父亲。“他是一个豪情满怀的爱国军人、慷慨赴死的抗日烈士”，王文黎说。

  1950年，国务院曾出台明文规定，“承认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官兵为烈士”。手握这一“尚方宝剑”，尽管天各一方，没有联系，但路月浦和王文黎几乎同时踏上为父亲“正名”的道路。

  路月浦和母亲多年奔走，辗转多个部门呈情，得到的答复都是，“是有这样的规定，但现在行不通。”

  终于，借着平凡冤假错案、全面落实政策的东风，路月浦一家多年的努力终有结果。

  张瑞华获悉后，热泪盈眶。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当天在记事本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：“1981年正月初七，得悉静吾评为烈士，大喜。”

  3年后，王文黎一家人的努力也有结果。上海市人民政府发文确认：王禹九为烈士。

  “正是这张纸掀掉了多年压在众亲友身上的‘精神枷锁’，大家欢欣鼓舞。”王文黎说。

  1982年，路月浦调回南京在江苏省商业厅工作，想把父亲遗骨迁葬到南京。再回常州，才发现，公社大规模平整土地后，已找不到父亲当年的墓地。

  路月浦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：母亲眼泪长流，不停地呼唤“静吾英魂归来啊！我们一起回家……静吾归来啊，回家……”

  深深地悲恸之后，张瑞华拾起纸灰和黑土，装进骨灰盒，带回南京，安置进到觉寺墓园。

  邱行湘将军独子。江苏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，1988年7月至今，从事公安工作。

  邱行湘在淞沪会战时率兵参加罗店保卫战，当初敌我优劣明显的鏖战，曾让邱行湘在回忆文章中感叹为“空前的惨剧”。作为邱行湘独子，邱晓辉在与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中，也聊起父亲眼中的淞沪会战，以及他眼中的父亲。

  邱晓辉：淞沪会战是我父亲经常提的几场战争之一。当时他参加罗店争夺战，战斗非常惨烈，经常是一个师上去，不到一天时间就打没了。

  邱晓辉：他亲眼看见，当日军的战车冲上来时，有18个士兵主动将手榴弹捆在身上，埋伏在地上等战车冲上来。结果，人车同时被炸毁。我父亲非常受感动，他说：“这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壮举，也是空前的惨剧。不敢不为记出，借以稍慰这些壮士们的英灵。”这是他在回忆文章里的原话。

  邱晓辉：他对我倒是不隐瞒，什么都说。但我们父子俩唯一的问题是年龄相差太大了，父亲58岁时才生了我，确实没有办法深入交流。

  而且，年轻时，我也跟其他孩子一样，一天到晚忙着读书、考大学，很少有正经坐下来谈心的时候。这是我们父子间最大的遗憾。

  邱晓辉：有一天，我看到了鲁迅对儿子的要求：“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情过活，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我看了之后，真是会心一笑。

  我父亲跟鲁迅一样，他对我的要求就是，只要活着就行，从不要求我出人头地，考试差，也不会批评我。现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是将军、是冠军，我父亲反倒没这个要求。

  邱晓辉：他可能见过太多风雨了吧。我父亲讲的最多就是他的那些战友，早上还在一起吃饭，晚上不知道剩几个人。

  我父亲最后一战，一个炮弹落在指挥部，几个团长全部炸死，我父亲头上也有一寸多长伤口，如果弹片再往里面去一点点，就战死了。可能见过太多生死了吧，他倒是真看淡一切。

  邱晓辉：他从小教育我，不能自私自利，什么东西多为别人考虑一些。我想，这跟他长期带兵打仗有关系。哪怕你是一个将军，什么东西都只想着自己，谁会卖命跟你干啊。他常告诉我，每个月发饷之后，他都会散一些给周边需要的人。他希望我也成为这样的人。

  邱晓辉：我跟我父亲是两种人。他是真正有信念、有思想、有追求的一个人，可谓心忧天下，为了国家大业，可以抛头颅、洒热血。而我偏于喜欢安逸，就是茫茫众生中的一员。

  邱晓辉：没保存下来。我父亲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，在洛阳兵败被俘，所保留的抗战照片之类上交了，后来又经历各种政治运动，担心惹祸，把一些珍贵的书信都烧了，比如与傅作义的通信，很多现在都应该是文物，但都丢失了，非常可惜。

  邱晓辉：小时候可能没觉得他跟其他的父亲差别多大，唯一岁数大了一些，近些年有意识搜集父亲的资料后，对他的尊敬和崇拜更增几分。但非常遗憾，很难找到父亲当年抗战时遗留。前不久，通过台湾朋友，找到了父亲当年参加黄埔军校的戎装照，这是他现存的唯一一张照片。